一 、宗教与民主
西方宗教是现代民主产生的根源之一。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至少之前我是这么觉得的。但基督教教义中就有强调人人生而平等，人应享有自由与尊重，这是最 基本的民主精神。宗教对西方民主的促进，应该还体现在西方社会中宗教与世俗政治并行甚至超越、统领人民精神世界的独特地位有关。教皇势力的强大，甚至连国 王都无法企及，基督教强势的统治最终导致了教会内部发生裂变，并促进了教会内部代议制的产生，中世纪的民主萌芽先于世俗世界而在教会内部产生，并逐渐影响 和促进了世俗世界民主的发展。
当然，西方民主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就已产生了纯粹的民主政制，而且民主思想作为西方社会的基本文化特征一直延续，但无可置疑，宗教之于西方民主，毕竟是源头及推动的主力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一直并未有极强有力的宗教统治，是不是也与民主不能在这个土壤上产生有关呢？在西方，教皇就是上帝的化身；国王是受制于天的，更应该 是受制于人民的（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大部分民众心里曾经这样认为）；在中国，皇帝就是天子，代表了无穷高的权利，人神一体，统治一切。看看我们的宗 教，从来都是屈于世俗统治阶级的，影响力只限于民间，并逐渐走向厌世进而出世，游离于世俗政体之外。基督教的教义精神与佛教的因果循环、慈悲为怀、心静灵 空有着截然的区别，也与道教与天地一体、与鬼神和谐的教义相差很远。

二、对天然人性的不同理解

最近看了一点庄子和卢梭的两本书，有一点感想

庄子认为，皇帝和人民应该是处于“上如标枝，民如野兔”，这种状态的，而且越自然越好，越无越好；国家治理是要废弃仁义礼乐等条条框框的，甚至要“掊击圣人，纵舍盗贼”，才能“天下治矣”。总的意思是强调无为而治，放任人性之自由，才能物华人兴。这和西方一直追求的人性解放、个性自由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呢？？然而妙则妙矣，过于超脱总是无法“治世”，游离在政治之外，始终只能“自由”自己。卢梭说，“孩子们生来就是人，并且是自由的﹔他们的自由属于他们自己，除了他们自己而外，任何别人都无权加以处 置。”“人是生来平等的”，人权是天赋的。都是强调个体的独立自由，不受羁束，但一个重“顺应”，顺应获得自由，一个重“独立”，独立获得自由。

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的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

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
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
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提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
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
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经过毛泽东、张闻天等的酝酿和起草，二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中共
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电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
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明确表示，如果
国民党三中全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为了达到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作
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
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
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
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
中国共产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后，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停止
了反对国民党的活动，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准备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准备在苏区用民
选的政府代替苏维埃制度等。南京方面，也作出积极的反应：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取消对边
区的经济封锁，而且拨发红军作为国民革命军部队应得的饷金的五分之三，即三十万元。

在“马克思主义”的百年思想史上，毛泽东思想（maoism）是唯一受到广泛承认的中国人的贡献，对置身事外的人来说，没有了亲身经历的刻骨铭心，没有了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干扰，他们所理解的毛泽东主义（思想）与中国人脑海中的毛泽东思想完全不同。

尽管一些不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游击队或反政府组织把自己打上了毛主义的烙印，但这显然与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是两回事，更与中国无关。正如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曾说：“我们不清楚这些组织为何盗用中国领袖毛泽东的名字；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这样。”

现实中，毛泽东所追求的“一大二公”，“消灭三大差别”等理念几乎不可能实现。但这毫不影响这些理念的感染力。更有趣的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空前缩小的互联网空间里，许多人正在有意无意地实践着毛泽东的思想，甚至有的还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比如代表web2.0时代对传统商业观念最彻底的颠覆的维基百科，因为其“集体创作”“自由”“版权共享”等概念，被称作“数码毛主义”，在西方人观念里，“毛泽东主义”代表着一种冲破一切先天或后天的不平等，以集体的乌托邦实现彻底的个人解放。

互联网观察家Jaron Lanier在《新闻周刊》上撰文指出，青年文化运动有两条并行不悖的线索，一方面强烈追求个性解放，一方面热切盼望集体认同，而毛泽东主义之所以在全球化大潮滚滚的今天依然能拥有众多的追随者，恰恰因为他是后一种线索最集中的体现。

在毛泽东逝世30周年之际，重新梳理毛泽东思想在全球各个国家的影响力，分辨出毛的思想在曼哈顿和安第斯山所体现出的不同形态，或许有助于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理解毛泽东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毛泽东的世界遗产

毛死前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影响：“我只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

那是1976年元旦，他接见了一对特殊的年轻夫妇：艾森豪威尔的孙子和尼克松的女儿。小艾森豪威尔说：“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

毛泽东对小艾森豪威尔的恭维并不领情，他转过头望着身旁的地球仪：“地球那么大，大得像个西瓜，怎么改变得了？”

这年的9月9日，毛去世，他的巨幅画像依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旁观着身后世界的巨大变化：

中国完全放弃了阶级斗争学说，致力于国民的富裕，参与了世界经济一体化；毛预言中的世界革命同样没有发生，相反，一切似乎正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东西方冷战结束，苏联帝国一夜之间瓦解，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国际资本不是诅咒和驱逐的对象，相反，令多数国家趋之若骛。

在告别了“革命理想”和英雄主义狂热后的中国，他被请下神坛，人们开始崇敬商业上成功英雄，但九十年代初，毛再次被请上神坛，——是以他最不喜欢的 方式：他的画像成为中国汽车司机保平安的护身符，毛的颂歌被最俗艳的电子乐包装后再次铺天盖地响彻在各个角落，小到钥匙扣，大到限量发行的金表都曾争先恐 后地印上他的头像以促销，他被塑了金身的塑像再次热卖，供着不灭的香火，担任着保佑商人发财的任务。

九十年代的“毛泽东热”在中国完成了拜金时代最彻底的自我反讽。但进入二十一世纪，毛不再继续是一个流行的时尚元素符号，他一度被遗忘的乌托邦浪漫 主义理想，在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后，重新被赋予神圣的光环，日渐拉大的分配差距与社会越发严重的公正问题，使越来越多失落的人群生出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和 追忆。

属于毛的时代早已结束，然而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却远未消失。

毛去世30年后，泰森把毛的头像刺在自己身上，并恭恭敬敬前往毛的纪念堂瞻仰，美国总统布什捧起了《毛泽东传》并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交流心得，扛起今天全球反美大旗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说：“我整个一生都是毛泽东的崇拜者。”

毛的巨大号召力，并非仅仅是“卡里斯马型”领袖拥有的超凡个性魅力，还来自他思想和观念的穿透力，“毛泽东主义”这个中国人陌生的词，曾在1960 年代掀起过世界性波澜，1990年代转入低潮，但从西方校园里的左翼左翼师生，到亚洲、美洲山地丛林里的游击队，再到今日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元首，毛的信徒 仍遍布世界，虽然他们正逐渐被边缘化。“农村包围城市”、“彻底砸烂旧世界”这些新生代中国人完全陌生的口号，在互联网，在贫穷山村残破的墙上，依然被人 不断重复，只不过它们不再是中文。

中苏论战与“毛泽东主义”的诞生

“毛泽东主义”（Maoism）这个词纯粹是海外自封的毛信徒们所创，而且毛泽东本人始终拒绝“毛泽东主义”这个标签。

催生“毛泽东主义”的直接契机是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大论战。大论战的导火索从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说三道四就埋下了。苏共一度希望分歧不要公开化以免国际共运的分裂，但《人民日报》则认为“真理越辩明，马克思列宁主义越辩越发展。坏事开始变成了好事”

公开论战，使得“毛泽东主义”逐渐清晰并定型：苏共认为建立全国政权后，应致力于劳动人民的幸福，而不是搞阶级斗争，毛主义则坚持不断革命论，不坚 持无产阶级专政，会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不搞阶级斗争，只管追求物质刺激，是资产阶级复辟；苏共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要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和平竞 赛，要遵守国际规则，避免热核战争，毛主义则认为，绝不能与帝国主义妥协，不要怕战争，要勇于武装暴力夺取政权。

大论战最终变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思想的正统性之争。全世界上百个共产党必须在支持中共或支持苏共间选择站队。当时执政的共产党中明确支持毛派的，只有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非执政的重要共产党只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中苏论战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支援，因中国拒绝苏联提出的联合支援越南建议，亦拒绝苏联物资飞机过境、船舶靠岸，使原来亲中共的朝鲜 劳动党和日本共产党公开宣布中立，日共一边谴责苏共的修正主义，一边抨击中国破坏的越南抗美战争。朝鲜报纸则以“不存在特别的马列主义的名家”否认毛泽东 在国际共运中拥有特殊地位。

随后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对其他共产党的攻击则使这两个党在国际共运内部被孤立。

据一些资料披露，在中共审判“四人帮”时，秘鲁毛派共产党甚至对中国驻秘鲁大使馆进行暴力骚扰，对中共改革派领导人的攻击更是不绝于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透露，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霍查曾经一度试图打起“毛主义”的大旗，并曾经在首都地拉那召集左派共产党，打出反对修正主义旗帜，试图组建“第五国际”，但因力量弱小，未能成功。

另据现在披露的一些研究资料显示，秘鲁光辉道路等组织也曾试图在文革后担当领导毛派世界革命的重任。

但是，随着1985年霍查的去世，世界再没有坚持“毛主义”的共产党执政。

西方那些曾热情满怀地走上街头的青年人身上的“毛主义”热情，是伴着青春冲动一起结束的。随着里根、撒切尔上台，保守主义风潮再度席卷西方世界，一 场全球化的新变革出现在地平线上，这时的苏联终于耗尽了它的扩张动力，随后，柏林墙倒塌，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七十多年的镰刀斧子旗在寒风中缓缓降下。

伴随着国际共运的戏剧性巨大转折，毛主义走到了它的最低谷。

重新跳跃的毛派星星之火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反全球化运动的高涨，给国际共运，特别是国际共运中的毛派运动提供了新的机会。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高级官员门格斯在2001年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转向更为温和的社会民主派寻求支持，而现在，他们好像都回到了过去的阵线，甚至倒向更 为激进的派别”。

门格斯继续解释道，“许多共产党组织依然活跃，但隐蔽在反全球化联盟的旗帜之下”。中央情报局的消息认为，在这些组织的背后，印度共产党（毛派）、朝鲜劳动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现在人们所掌握的资料并不能清楚地显示到底是哪些党派在背后援助RIM和ICMLPO这两个国际性的毛派组织，但这些组织的影响力确实在逐年增加。以ICMLPO为例，在第六届世界大会的时候，参加ICMLPO的政党为21个，到第七届世界大会时，达到了27个之多。

反全球化，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在国际问题上，大多数的毛派组织与其他左翼组织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在各国的内政问题上，各政党似乎都学会了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实践的结合”。

在发达国家或其它政局较为稳定的国家，毛派政党坚持“群众路线”，支持劳工权益，甚至与其它左翼政党合作，如巴西和智利的毛派共产党，都是当地左翼执政联盟中的一员。

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毛派政党，在继续坚持自己的农村统治时，也开始学会与政府打交道，长期坚持斗争的尼泊尔毛派于今年6月开始与政府展开艰难的合作，而印度、哥伦比亚、秘鲁等各国的毛派组织都于更早的时候不同程度地与当局妥协，以谋求更为坚实的权力基础。

而在欠发达国家，毛派政党——更多的是毛派游击队，则坚持“农村包围城市”，“人民战争，游击战争”的思想，控制广大农村地区，与当局分庭抗礼。典 型代表为：哥伦比亚依靠毒品生产和走私为生的毛派游击队，掌握尼泊尔农村大部分土地的毛派共产党，乃至更为赫赫有名的秘鲁“光辉道路”——红旗派游击队。

发达国家的毛派政党并不急于实现“武装革命”，这与“斗争环境”有关——很难拥有“根据地”并实现“武装革命”。

但发达国家的毛派知识分子也没闲着，互联网时代终于给了他们实现建立自己根据地的理想。毛主义者纷纷在互联网设置论坛和网站，系统地介绍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ICMLPO的官方网站列出了参与其会议的政党名单和会议报告，而革命国际主义者运动的网站则丰富得多，甚至还提供毛泽东著作的英译本下载，并不时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美国的另一个毛派组织——国际毛泽东主义者运动则忙于展开批判好莱坞电影的专项斗争，在他们的网页上，从《虫虫特工队》到《独立日》都在“揭批”的 范围之内，他们毫不讳言这是在效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基本来自大学校园的国际毛主义者运动的理论家们坚信“外星人”由于比地球人“先进”很多，所以必然是“共产主义者”，所以《独立 日》中所描述的外星人屠杀地球人情节是“资产阶级的造谣”，“实际上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外星人来到地球，帮助地球人实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

这样的奇思妙想也在革命国际主义者运动2002年出版的官方刊物中出现：“世界革命”的核心与“新社会的曙光”将出现于中亚——中东地区，包括尼泊尔，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正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国家。

“毛主义”最令人惊奇的复兴，是查韦斯在委内瑞拉的崛起——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实现“毛主义”理想的信心，与石油价格一起猛涨。

委内瑞拉在石油涨价的这些美好时光里，合作社已由1998年的800家发展到2005年的超过十万家，占成年人总数的10％委内瑞拉人加入合作社。

三十年一瞬，怀念老毛 特转引以下文章，见者思之：历史的真相并不全是我们所见的，我们所认为真实的历史，也许并不真实。现在对毛的批判，是否让我们想起“文革”中对邓的批判？

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学研究学者，前威斯康星大学、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伦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现已经退休，汉名“马思乐”。美国 历史学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中共党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著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邓小平时代》等。

下面辑录了莫里斯·迈斯纳的部分文章（重要选自他的《毛泽东的中国及以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邓小平时代》两书）及对这些文章的评论。

莫里斯·迈斯纳比较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业革命 邓小平们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节选自莫里斯·迈斯纳《邓小平时代》第八章）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

莫里斯·迈斯纳

新的政府普遍喜欢把其经济问题归咎于前任的失误。因此，１９７６年下半年当华国锋开始其短促的任期时，就有传言谓：由于“四人帮”的阴谋破坏，中国经济“正处在崩溃的边缘”。据称，正是因为新政权的及时制止，中国经济才得以免于崩溃。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当邓小平及其同盟者取得政治领导权时，以往的经济错误大部分被归溯到毛泽东时代，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添上了华国锋的错误，却不曾提 到，邓小平正是后来被取消的华国锋“十年规划”的原初作者。随着时光流转，邓小平时代的政治圈中的经济学家们为过往的毛泽东时代描绘出的图景越来越黑暗。 这样一种说法很快被人们接受并成为定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只有过两次相当短的经济发展的进步时期－－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７年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这一时期尽管也不无失误，然而在当时那个时代却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因为那些目前正在当政的人们当时曾是苏联模式的倡导者），和六十年代早期的刘少奇路 线时期；除此之外的毛泽东时代则几乎乏善可陈。

因此，许多那些曾经被毛泽东严厉批评过或者忽视过的人们便对这位前主席的幽灵开展了报复，他们把中国的大部分经济问题归结为极左的“主观主义”， “乌托帮思想”以及“平均主义”。毛泽东以后的批评家们指摘道，毛泽东主义者们没能遵从“客观经济规律”，而这些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现在正在“科学的马克 思主义”的光辉下清楚地展现。然而，即使是按照邓小平时代的官方经济学家们编制的统计表展示的事实来看，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图景的真实情况也没有他们所描绘 的那样黑暗。尽管新政权从毛泽东时代所继承来的经济问题是非常真实的－－而且其规模之大也令人惊愕。

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也许是对早些年从北京传播出的言过其实（而且经常带虚假成份）的宣传的一种自然反应，然而这些宣传却常常被 外国的评论家们所重复。许多外国人，一度曾热切地相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成就，现在却倾向于对它作最糟的评价，似乎以此来弥补他们早先的 轻信。这种倾向与现时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市场的魔力赞不绝口，而对中央规划的效能持很大的怀疑 态度。当前的中国领导人们更关注于他们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和成就而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学者们未能提出一个更全面些的总 的估计这一点就有些不好理解了；他们的遗漏促成了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代。现在惯常的说法是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在贫困的条 件下徒劳地寻找一个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使发展服从于意识形态纯洁之需要的人。言外之意就是，“务实”的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发现了现代化的好处的领 导人。

然而，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 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 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 量的十五分之一。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 大国。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多倍（如果从１９５２年算起则增长了十二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九十倍（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重工 业特别匮乏）。从１９５２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 １１．２％的速度增长。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７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１８％，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 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

以平均每年超过１０％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１９５２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一百四十万吨增长到了三千一百 八十万吨；煤炭产量从六千六百万吨增长到了六万一千七百万吨；水泥产量从三百万吨增长到了六千五百万吨；木材产量从一千一百万吨增长到了五千一百万吨；电 力从七十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两千伍百六十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一万零四百万吨；化肥产量从三万九千吨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万三千吨。 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州际弹道导弹的 发射。１９６４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１９６７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１９７０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 的人数却已从１９５２年的三百万上升到了一千八百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两千八百万农民（当时农 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尽管这个基础很粗糙。正是在这一时期内中国 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１９５２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３０％，农业占６４％；而到１９７５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 国家经济生产的７２％，农业则仅占２８％了。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 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 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 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 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纪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 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 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邓小平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尽管毛泽东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性，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农业发展却远非如工业成就那么可观。１９５７年以后，食品生产仅与人口增长同步，当 时人口以平均每年２％的速度增长，使得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１９７５年人均粮食总产量几乎与１９５７年农业集体化之初时一样。在毛泽东时代 的二十年里，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１％，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７５年间，在工业生 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倍，甚至那也是通过大量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而取得的。此外，尽管毛泽东不断提倡缩小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的 收入差异还是加大了。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１８６８年至１９１２年日本 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１９５２年至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２．５％，而１８６８年至１９１２年间日本工业 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１．７％。一个经常作的比较，就是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的中国农业经济与印度之比较，这个比较至今依然不失其真实，只不过远远没有在 过去一个时期内那么符合政治时尚了。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１９７７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比印度少１４％，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３０％到 ４０％，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５０％的人口手中。”

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情。经常有人指出，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健、 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但是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 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 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 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 食品、衣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 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 增长－－从１９４９年以前的平均３５岁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６５岁。

最近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阿忆事件——北大副教授阿忆抱怨工资太少——真是沸沸扬扬，热闹非凡。大体来看，批忆者占压倒性优势，主要论点是：比你工资低的人 多地是，你阿忆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踩在我们尚未温饱的躯体上高喊吃不到鱼翅不公平。挺忆者声势小了许多，但仍悲情慷慨：我们可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们还 要拖家带口，学校该给的没给，这么些工资，怎么够用！
真是一出闹剧，本来我都不想置评，但就是看不惯阿忆俨然一副北大才子的嘴脸，以无限的自我优越感大骂天下道倒忆者为“无脑人”（注：即只有敲键盘的手，没有脑袋。阿忆语。），仿佛倒忆者，真实愚蠢至极，天下就我阿忆有理。真是比阿扁还阿扁。
阿忆不愧为北大才子，在人民倒忆的洪流面前，面不改色，思维缜密，能言善辩，而且似乎是条条是理！北大人的张狂，表露无遗。
阿忆不愧为著名的电视策划人，以批判不合理制度为名，正义凛然，将工资低这类不能凭己力解决的私事鸟事公开抱怨，引起社会关注；
但是，我想说，阿忆，你错了；你或许可以称作才子，但不配北大二字。

你错在把自己想的太高大。1.83米的身高是不低，但你应该明白，这和人格高低并没有多大关系。依我看来，你义正词严地对北大工资制度的批判，一开始就出 自私心，至少很大程度上是如此。如果不是触动了你的私人利益，如果你不是后顾无忧，你当然不会站出来。既然你站出来了，请不要以批判制度的名义，说实话， 虽然私心公心在你的口舌搅动之下很容易混淆，但不难分清。
此外，我还想骂你一句，你不是男人。是男人就要勇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可是你没有。你自己把众多的收入颇丰的工作辞掉（那完全是你个人的事情） ，毅然决然地走进北大当副教授，及至发现工资原来只有4000多元，资产管理部没有遵诺提供廉租房，害得你每天开两个多小时车上下班以及接送你可爱的妞妞 上下学，害得你月月入不敷出。可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们这些无脑人可不相信你当初进北大的时候对北大的工资制度一点都不了解！正如 你所描述的，你可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而且一直与北大保持很紧密的联系，你是不会事先问报酬，但不代表你不了解。那么，你这种马后炮，就确实有些不男人。还 有，你其实可以更man一点，辞了职，然后再进行批判，那样说服力会强很多。凭你的能力，你完全可以做到，但是你没有，你太贪恋北大副教授给你带来 的“荣誉”了。叼着北大的奶头，诅咒北大的奶不甜，岂有此理。
阿 忆，你错了，错在立场不对，优越感让你忘记了说话的分寸，曾经的成功让你得意忘形。也许你该去学习一下毛主席语录，站在广大人民的对立面，就只有自取灭 亡。中 国的城镇人均收入，只有1000多人民币，也就是说，有绝大多数的打工者收入是在你之下，即少于4000多元。当然，他们也许称不上如你一样的知识分子， 但不等于说他们愿意听你高高在上地喊4000多月收入不足于让你过有车有房的生活。人民的愤怒，不是很有理性力量，但是绝对有道德力量，这就足够了。如果 一个打工妹抱怨自己每天站着工作12个小时但工资低得仅能维持基本生活，会得到很多人的同情，你却不行。因为相对于你，我们大多数人仍属于弱势群体。这就是中国社会，你也许该想想任志强的下场。
你 认为北大绝大部分的老师工资不该这么低，那是否可以按照你的逻辑，北大所有的老师都应该高工资？多少才算高？8000？1w？是否只要是北大的教师都有资格拿高工资？且不说北大每年的科研成果及学生素质是否足以让国家在大量划拨纳税人的钱用于所谓的世界名校建设之外，大幅度提高其教师工资是否合理合法；单就具体情况来说，教师工资是和教学水平教学产出相挂钩的，是和个人能力相关联的，能者多得，不能者少得，我相信即使是在北大，绝大部分人都不能拿月薪1w是正常 的。换个角度说，北大给你的，绝不仅仅是几千块工资，还有很多附加价值，比如你所重视的“荣誉”。但是北大并没有和你签订卖身契，也就是说，你要是觉得4000多块钱不足于供房养车养老婆，你完全可以辞职，赚那1w2w的去。之所以还有那么多人“排着队”进 北大教书，是因为他们觉得值。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大工资水平是由市场供需状况决定的。

阿忆，我是因为你的抱怨上了你的博客，看到你博客上鲁迅那段精彩的语录，感觉似乎用错了地方，有些怪怪的。

北大精神，也许更应该体现在为民众、为国家疾而呼的事件上，如果你以拥有北大精神为荣，至少你抱怨的层次应该更高一点。

    今天圣诞节，连续两天休息的我却一直没能睡好。我浑浑噩噩走下楼来，发现今天天气出奇的好，阳光明晃晃的，我看见白石洲的人们在明晃晃的阳光底下若无其事地走着，他们脸上有些笑容，因为今天在地过着洋节。
    我的头没有梳好，大概脸上还挂着眼屎，所以我低着头走路。我的裤子很大很长，走起路来两腿间有裤子互相拍打的声音。路人也许在笑我，我可管不了这许多。也许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我，因为他们和我一样邋遢。仅仅几平方公里的白石洲汇聚了15万外来人口，从三轮车夫到科技园白领，三教九流，什么样的面孔都有，大家一起过着有钱没钱的特区生活，谁也没功夫去理会别人。
     在我快要跨过一扇铁门的时候，冷不丁看见一个摆地摊的少年。一路走来有许多这样的摆摊者，我唯独注意到他。这个少年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头发灰黄，瘦骨嶙峋，大概十五六岁的样子。他左手捧着一盒炒粉，右手的筷子将粉条卷成一大块，然后往嘴里送。他的头不停凑向饭盒，肩膀上的瘦骨就一耸一耸地顶着衣服突兀出来。那只是一盒看起来没有任何油水的炒粉，他却吃得这么香。他面前的塑料纸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塑料手链，那是他所有的财产。
   “ 哐”的一声，我的膝盖碰到铁门上，一股钻心的疼。我也许还没有睡醒，因为我昨晚一直在做奇奇怪怪的梦......
我梦见我们的祖国迎来百年盛世，人民莺歌燕舞；
我们见我们的gdp像神六一样飞呀飞，正在找工作的大学生们满眼泪花；
我梦见日本鬼子大唱中国威胁论，美国人对我们满怀恐惧；
我梦见印巴日美联合向中国开战，激光制导火箭呼啸而来，祖国各地煤矿轰然响应，死难矿工家属拿着20万欲说还休；
我还梦见农民举起耙犁愤然抗日，回家后低眉顺眼向政府缴税；
我梦见山区里的孩子用冻裂了的手在露天教室写字，他们的老师上了超女舞台博得侯跃文流出眼泪。。。。。
最后，我还梦见我回到了唐朝，和杜甫逛靓丽堂皇却空无一人的购物中心，经过半山豪宅时看见冻死的民工。。。。。。我看见了杜甫兄泛着泪花的老眼，耳边响起唐朝的梦回唐朝。。。。。。

在少年的炒米粉离我越来越远的时候，我的膝盖还是出奇的疼，也许淤青了吧，或许行将腐烂。姚明那1200万美元的大拇指腐烂直至白骨才能休息，圣诞节的美国缺少了中国人的表演。高大的姚明有没有这样的能量，左手提拉着布什，右手牵着小犬蠢一郎，背后驮着欧盟来中国的白石洲，看看那个耸着肩膀吃炒米粉的瘦削少年，看看中国所谓的“威胁力”何其神通广大？
梦该醒了吧，过着圣诞节的中国人们，怕着中国的天真愚蠢的洋人们。。。。。